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裂

　　毛泽东和刘少奇自延安整风后成为了公认的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和旗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从五十年代初起，毛对刘在天津讲话、互助组问题、东北富农党员问题、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问题上逐渐产生了不满。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有些“右”，对资产阶级态度暧昧。因此，“高饶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第一次敲打。不过，总的来说，这段时间，毛对刘还是信任的，并未显示出更大的疑心。

　　毛刘之间的貌合神离是从七千人大会开始的。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指出“大跃进”是“左”倾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后，毛泽东就立即反击说彭是“右倾机会主义”，并将彭打倒。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公开对“大跃进”中“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并说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其言词比彭德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极大的刺激了毛泽东。更令毛不能容忍的是，刘竟然对毛视若政治生命的“三面红旗”提出了保留意见，说什么要“过几年再看”，这不可避免地使毛对刘的政治取向产生了很大的疑虑。就在七千人大会上，毛突然提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这与大会的反“左”基调极为不协调。毛在大讲了一通民主的必要性后，又话锋一转说：“没有高度的民主，就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的这番话令与会众人十分不解，甚至有人猜测毛是不是“安眠药劲没过”。实际上，毛此话是深有所指的。在1967年2月，毛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我们党内斗争，多年来没有公开化。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就看出问题来了。因此就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法西斯式国家。”可见，毛泽东矛头所指的就是刘少奇。

　　当然，毛在1967年时说的话不可避免的带有事后诸葛亮的痕迹，不能完全说是毛当时的认识。可以肯定的是，七千人大会后，毛退出了一线领导位置，刘少奇正式上台。而对刘的所作所为，毛是记了一笔账的，这种不满不断累加，终于在1966年来了一个总爆发。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可以说与斯大林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

　　一、经济上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集体所有制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上层建筑是高集权的政治体制。

　　二、实行统一的中央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

　　三、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商品经济只限于消费领域，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不起调节作用。

　　四、社会主义越深入，阶级斗争就越尖锐。

　　毛泽东对于马列主义向来是强调“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然而，对于斯大林的模式，毛却是欣赏非常，全面照搬。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并搞了有限的经济、政治改革。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的行为是反马列主义的，是“修正主义”。因此，毛泽东一方面挺身悍卫斯大林，一方面又提出了“消灭资产阶级法权”、“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更左的主张。斯大林身后出了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对于毛泽东的震动要比想像中大得多。不客气地说，这从此成了毛泽东的一个心结，他也开始恐惧自己的身后事了，而这种恐惧又因“大跃进”的失败而加重了。因此，当刘少奇在国内提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并逢会便讲“形势严峻”，把毛的“指头论”抛在一边时，毛的反应可想而知。或许就在这时，赫鲁晓夫的影子就和刘少奇连在了一起。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打乱了刘少奇调整经济的部署。而在其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又提出“反修防修”的问题，并使之成为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在这两次会议上，刘少奇都屈从了毛泽东的主张，并转而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意图。然而，刘做的一切都再得不到毛的信任。毛开始退居幕后，时不时指手划脚，对刘的敲打也一次比一次重。

　　在其后二年的经济调整中，刘少奇大刀阔斧，措施行之有效，使国民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刘少奇个人的威望也空前提高，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两个主席像开始并排出现在报纸头排及公共活动中。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我们后人已无法想像。不过，从当时的一件事情中，还是可以嗅出一点味道。在干部下去蹲点的问题上，毛泽东讲了多次，可应者廖廖。刘少奇一发话：“不下去便不能当中央委员”，立刻管用，大批中央局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去了。事后，毛泽东幽幽地说：“还是少奇厉害。我说了多次，不管用。他一发话，就全下去了。”后来，毛泽东多次发出“大权旁落”的感慨，其来由显而易见。

　　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成为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分裂的导火索。基于毛泽东的“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刘少奇被委任为领导“四清”运动的总指挥，开始对全国的基层干部队伍进行清理。从刘的举动看来，刘少奇对于毛的意图贯彻是积极的，再加上他确实对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因此在运动表现出了比毛泽东还要“左”的态度。刘少奇组织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实行大兵团作战，完全抛开一线基层组织，依靠贫雇农，搞秘密扎根串连，进行了大面积的打击。结果，人人要过关，政策的错误加上农村中平日矛盾的积累形成爆发，打人、体罚及自杀、逃跑事件屡屡发生，运动出现了扩大化的现象。

　　从事后看来，所谓“四清”运动正是毛泽东搞的“文革”预演。他正是要藉此观察形势，分清敌我，从而下定最后的决心。毛泽东根深蒂固的认识在于：党已经从高层上烂了，而总的根子很可能就是刘少奇。对于刘对运动的指导，毛可以说是嗤之以鼻。他更加确信刘是要有意转移斗争方向，欲盖迷彰，从而保住自己所控制的中高层党务集团。因此，毛就有意摆出了与刘相反的态度。在具体的运动做法上，毛批评刘打击面过大，搞得过“左”，不得人心。而在运动的指导思想上，毛认为不能只搞“地富反坏”，根子在上面，要整党，要搞“当权派”。毛不断提出新的提法，从党内的“官僚主义阶级”，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资产阶级干部”，直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步步紧逼，不断升级。而就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无法同意毛泽东的观点。刘认为不论搞什么运动，都必须依靠党的领导。而党的各级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是信得过的。说他们中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说不通。刘少奇没有看出来，毛泽东的矛头所指，正是刘本人。而刘越加抵触，越使毛相信他的判断。

　　在对于“四清”的态度上，毛是以反“左”的面目出现的，名为纠正刘少奇的“左”。但实际上，毛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和斗争对象等指导思想上，又是极“左”的。本来运动中的“人海战术”和“桃园经验”都是毛赞扬并支持过的。然而，真当出了一些问题后，毛马上就改变了态度，开始大加指责。毛以《二十三条》取代了刘的《十七条》，表面上是纠正了许多具体的“左”的偏差，但在宏观上却又将斗争矛头指向了中共的各级领导人。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毛刘的分歧是根本性的。

　　在1964年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刘之间终于发生了公开冲突。毛在会上大讲“走资派”问题，锋芒咄咄逼人。刘少奇为了缓解毛讲话所带来的冲击，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而毛就坚持强调要首先抓住敌我矛盾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派。两人频频插话，气氛越来越紧张。本来中央领导人在开会时互相插话是习已为常的事，但此时性质却发生了变化。毛的几次讲话被刘打断，不由满面怒容。加上会前邓小平认为是一般的会议，曾说过“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的话，毛更认为是要对他封锁消息。第二天，毛再次来到会场，手持两本小册子，一本《党章》，一本《宪法》，当庭质问刘少奇和邓小平，弄得气氛极为紧张。当叶剑英说“我们有百万人民解放军，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可以说，此刻，毛彻底失去了对刘少奇的信任，从而动了打倒他的念头。

　　此后，党内一些老同志找刘少奇谈了话，并召开中央生活会，刘在会上对毛做了检讨。毛此时已无意和解，说了几句意蕴深长的气话后，表面上又安抚了刘少奇。此后，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失去了兴趣，认为刘的势力已成，再通过正常的党务程序解决问题已不大可能。因此他另辟蹊径，转而开始酝酿“文 革”。而其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却再未动摇。

一张图片

1975年，邓小平在毛泽东的会客厅。

传奇元帅朱可夫

　　１９４５年５月８日午夜，德军最高统帅部代表凯特尔元帅在柏林近郊的卡尔斯霍斯特签署了无条件投降书，代表苏联最高统帅部接受德国投降的是格奥尔基·康斯坦丁诺维奇·朱可夫元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授衔的苏联元帅中，朱可夫是年纪最轻、声誉最高的一位。他作为最高统帅斯大林的第一副手，参与或直接指挥了苏德战场的几乎所有决定性战役，为赢得战争胜利建立了卓越功勋。
　　１８９６年１２月２日，朱可夫出生在俄国卡卢加省斯特烈尔科夫卡村。父亲是一个穷鞋匠，母亲曾在一家农场干零活。父母的劳累，家境的贫寒，在朱可夫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很深的烙印。５岁那年，朱可夫上了小学。他的成绩很好。常常得到奖状。１１岁时，因家贫无力继续供他升学，便到莫斯科跟做皮匠的舅舅当学徒。在五年艰辛的学徒期间，他从未放松过自学，后来他曾通过了市立中学的考试。当时他只想攒钱帮助父母养家糊口，从未想当一名军人，更没想过成名。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朱可夫应征入伍。１９１５年８月，被分配到骑兵第５团。１９１６年春，他随部队开往乌克兰。不久，又调到著名的骑兵第１０师第１０团。部队开往前线仅两个月，朱可夫就获得了两枚圣乔治十字勋章。十月革命期间，朱可夫所在部队的士兵委员会，决定遣散士兵回家，他于１９１７年１１月３０日回到莫斯科。
　　第二年２月，他决定参加赤卫队。但因患严重的斑疹伤寒而未能如愿。直到８月，他才到莫斯科第１师第４团报到。１９１９年９月，红军和白军在察里津附近展开激战。朱可夫的左腿和左肋被手榴弹的弹片炸伤，被送进医院。出院后不久，被任命为正式军官，派到莫斯科受训。
　　在莫斯科，他得知原来的女友玛利娅已经与别人结婚，感情受到很大的打击。他竭力抑制自己内心的痛苦，潜心研究军事。几年后，朱可夫２８岁时与亚列克山德拉结为伴侣，婚后他们生有两个女儿。
　　国内战争结束后，朱可夫先后任骑兵连长、团长、旅长、师长、军长以及军区副司令等职。他的勇敢精神和指挥才能受到了布琼尼、伏罗希洛夫和伏龙芝的重视，也受到了斯大林的注意。
　　朱可夫担任骑兵团长的时候，就主张建立坦克兵团，反对按传统的办法将坦克分散配属给步兵，以发挥快速突击的作用。苏军组建第一批坦克部队时，总参谋部要选拔两名杰出的骑兵团长担任坦克团团长。斯大林确定的最后人选是：朱可夫和帕伏洛夫。朱可夫以极大的热情和上进心投入工作，以罕见的耐心和克制态度去做那些看来是细小的事情，并以讲究方法和深思熟虑的态度要求别人完成任务。朱可夫采取的原则是：“如果你不会干，我可以教给你，如果你不想干，我就要迫使你干”。时间不长，他就把这支使用新式武器的部队治理
得井井有条。上级每次组织军事演习，朱可夫团的成绩都名列前茅。这不仅进一步引起高级军事领导人的注意，而且在全军中也逐渐有了名气。此后，他虽然担任了更高的职务，但仍然十分关心坦克部队。１９３３年，他曾和当时的红军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一道，提出了坦克部队可以在现代战场上单独使用的新概念。这种见解曾在苏军少壮派中占了上风，但后来因斯大林未被说服，坦克部队一度解散。
　　１９３７—１９３８年。斯大林对军队中的所谓政敌及其支持者进行了无情的打击，许多师长、军长、集团军司令乃至元帅，都遭到了清洗。朱可夫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反而得到了提拔。据同时代人回忆，这一方面是由于斯大林对骑兵部队领导人的信任，另一方面是由于斯大林对朱可夫本人极为赏识，特别是对他在坦克团担任领导工作时的印象极深。
　　朱可夫担任白俄罗斯军区副司令职务时，随同一个苏联军事使团到中国观察日本人的战略战术，并担任了驻华军事顾问。随后，苏方派出１０００多名军事顾问、飞行员，支援中国的抗日战争。１９３９年春，朱可夫接到通知，要他立即离华回国接受新的任务。不久，他被派往蒙古，任驻蒙苏军第一集团军群司令员，以加强苏联在远东对日本的防务。这时，苏、蒙军队和日本关东军正在进行哈勒哈河战役。朱可夫到任后，立即调整了作战部署，并亲临前线指挥，从而取得围歼日军重兵集团的胜利，他本人荣膺苏联英雄称号。
　　卫国战争初期，苏军失利。朱可夫作为大本营的代表，曾同西南方面军指挥员一起，使用几个机械化军在布罗德地域组织实施反突击，阻止了德军闪电般的推进。这虽然没有达到预期的结果，但却为他以后使用坦克机械化部队提供了经验。１９４２年７月，基辅危在旦夕，担任苏军总参谋长的朱可夫向斯大林建议：放弃基辅，以便在耶尔尼亚组织防御，阻止德军向莫斯科进攻。斯大林对此极为不满，并说这是胡说八道。朱可夫压抑不住冲动的感情，几乎忘记了站在他面前的是最高统帅，便反驳道：“如果你认为我这个总参谋长只会胡说八道，这里也就用不着我了。我请求解除我的职务，把我派往前线。”斯大林果然在几小时之后命令朱可夫立即动身去担任预备队方面军的司令员。到任后，他率领方面军在耶尔尼亚地域成功地实施了卫国战争以来的第一次进攻战役，重创了德军突击集团。
　　此后，哪里形势危急朱可夫就被调到哪里。１９４１年９月，列宁格勒形势危急，他受命出任方面军司令员。到任后立即停止了正在研究撤退方案的会议，果断地撤换了两个集团军司令，制定了守城计划。在人民的支持下，终于阻止了德军的进攻。列宁格勒方面还处在胶着状态，德军又以１８０万大军向莫斯科发动总攻，首都在危急中。朱可夫奉命于１０月７日乘飞机到达莫斯科之后，与斯大林只谈了一刻钟的话，就前往西方方面军，指挥极端困难的莫斯科战役。开始，他奔波于各部队之间，了解情况，部署任务，组织部队顽强地阻击敌人。１８日，德军兵临莫斯科城下。朱可夫立即建议统帅部宣布全城戒严。１０天之内，朱可夫便把４万多工人、科技人员和大学生等编成了４个师，加强莫斯科的防御。从此，稳定了局势，保证了庆祝十月革命节的游行和红场阅兵。１１月中旬，正当德军准备再次发动进攻之前，朱可夫采取了先发制人的手段，组织西方方面军与加里宁方面军、西南方面军协同作战，发动了反突击，给敌以重创。将其驱至距莫斯科１００—３５０公里一线。
　　１９４２年１月，朱可夫担任了加里宁方面军和西方方面军的总司令。７月底，轴心国军已有３０个师向斯大林格勒逼近，苏军也集中了三个方面军部队７月１７日，一场恶战开始了。朱可夫指挥的部队。顽强地抗击疯狂进攻的敌人，虽然大量消耗了德军的有生力量，但战场形势仍十分危险。８月２７日，朱可夫被国防委员会任命为最高统帅的副手，负责全盘指挥斯大林格勒战役。朱可夫只用一天时间在大本营研究形势，第二天就乘飞机前往前线指挥部。他以天才的指挥艺术和超人的工作效率，解决了防御作战中一系列极其困难的问题，保证了防御的稳定。从１１月开始，朱可夫和华西列夫斯基、沃罗诺夫等制定了“天王星”反攻方案。１１月１７日，苏军揭开反攻序幕，到１９４３年２月初，以苏军全歼被围的３３万敌军而结束，实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１９４３年１月１８日，朱可夫被授予苏联元帅军衔。这年他４８岁。
　　卫国战争的最后阶段，朱可夫担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司令员，率部于１９４５年初协同乌克兰第一方面军进行了规模巨大的维斯瓦——奥德河进攻战役，歼灭了德国A集团军群，解放了波兰大部分领土，随即进入德国作战。１９４５年４——５月，他率部在其他方面军的配合下，胜利地实施柏林战役，歼灭了希特勒的重兵集团，攻克柏林。
　　战后，朱可夫先后任驻德苏军总司令、武装力量部副部长兼陆军总司令、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部长等职。撰有回忆录《回忆与思考》。１９７４年逝世。

勃列日涅夫

　　12月19日是前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诞辰100周年的日子。在前苏联历届领袖中，勃列日涅夫至少有两点令其他人望尘莫及：关于他的笑话最多，他的声誉最好。关于后一点，最近几天在俄罗斯体现得尤为明显：俄罗斯权威民意调查机构――列瓦达中心的民调显示，39%的民众对这位曾经执掌前苏联大权18年的前苏共总书记表示欣赏、有好感或尊重，与此相比，对斯大林有同感的大约占36%，戈尔巴乔夫则有20%；对勃氏感到愤恨的只有12%，而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两位前领导人则高达38%和43%。全俄舆情研究中心的调查则表明，勃氏是仅次于普京的声望最高的领导人。61%的受访者认为勃列日涅夫时期是国家发展最好的时期，一半的人认为勃氏在俄发展史上扮演了正面角色。而在很多历史学家眼中，这位执掌前苏联大权长达18年之久、坚持与美国进行军备竞赛的前苏共总书记是苏联最终走向瓦解的罪魁祸首。

把目光投向中国-2003年12月10日温家宝总理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

　　女士们，先生们，校长，我一开始要非常感谢哈佛校长的邀请。哈佛是一所国际著名的学府，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学者和伟人，在它360多年的历史里，哈佛已经产生了7名总统以及40名诺贝尔得奖者，你们应该相当的骄傲。我非常荣幸，非常高兴，现在在你们的校园里，讲台上和你们面对面的交流。
　　我非常喜欢年轻人，因为年轻人他们蛮开放，而且不会保守，他们代表了我们的未来。今年在SARS爆发期间，我想到了学生们，非常关心他们，然后我又想从他们身上可以得到一些力量，这就是为什么当时我到了清华大学和他们共进午餐，同时我也到了北京大学和他们交谈，在图书馆里面和他们交谈。在那个时候，你也许感受不到我们所处的气氛。但是就是这些年轻人，还是那样的乐观，他们憧憬着美丽的将来，他们对我说，人们喜欢说，当树叶出叶的时候，整棵树都是绿的。他们都希望作为树上的叶子，他们问我，总理，这棵大树上你喜欢成为这棵树的哪一部分？我马上就回答说，我也是其中一片叶子，就像你们一样。
　　作为一个演讲者，首先听演讲的人要知道他是一个什么人，这样才可以彼此交心。
　　我出身在一个教师的家庭，我的童年是在战火中度过的。我没有在座的同学们那样一个美好的童年。在日本侵略者用刺刀把人们赶到广场的时候，我曾经依偎在妈妈身边。后来战火无情的烧掉了我的全家，连我祖父在农村办的那所小学。我的工作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最艰苦的地方度过的。
　　因此，我对我的国家，对我的人民，了解的深，爱的深。

　　我今天演讲的题目是《把目光投向中国》。

　　女士们，先生们，我相信3亿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有着友好的感情，我相信发展和改善中美关系不仅会造福两国人民，而且有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我知道，中美两国相隔遥远，经济水平和文化背景差异很大，但愿我的这篇演讲能够增进我们之间相互了解，要了解一个真实的发展变化着的，充满希望的中国，就有必要了解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昨天的中国是一个古老，并创造了灿烂文明的大国。

　　大家知道，在人类发展史上曾经出现过西亚两河流域的巴比伦文明，北非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明，地中海北岸的古希腊和罗马文明，南亚的印度河流域的古文明，还有就是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的中华文明。由于地震、洪水、瘟疫、灾荒，由于异族的入侵和内部的动乱，这些古文明有的衰落了，有的消亡了，有的融入了其它文明。而中华文明以其顽强的凝聚力和隽永的魅力历经沧桑，而完整的延续下来。拥有5000年的文明史，这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
　　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早在2000多年前，就产生了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学说，和以老庄为代表的道家学说，以及其他许多也在中国思想史上有地位的学说和学派。这就是有名的诸子百家。
　　从孔夫子到孙中山，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有它的许多珍贵品，许多人民性和民主性的好东西。比如，强调仁爱、强调群体、强调和而不同、强调天下为公，特别是“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操，民为邦本，民贵君轻的民本思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待人之道。吃苦耐劳，勤俭持家，尊师重教的传统美德，世代相传，所有这些，对家庭、对国家和社会都起到了巨大的维系和调节作用。
　　今年，9月10日是中国的教师节，那天我专程到医院去看望了北京大学的老教授季羡林，他已经是92岁的高龄，学贯中西，专攻东方学。我非常喜欢他的散文。他有个很好的习惯，就是住在医院里每天还把所见所闻写一篇很好的散文。我们在促膝交谈中，谈到近代有过西学东渐，也有过东学西渐，十七到十八世纪，当外国传教士把中国的文化典籍翻译成西文传到欧洲的时候，曾经引起西方一批著名的学者和启蒙的思想家极大的兴趣。其中就有笛卡儿、莱布尼茨、孟德斯鸠、伏尔泰、歌德、康德等，他们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有过研究。我年轻的时候读过伏尔泰的著作。他说过，作为思想家来研究这个星球的历史时，首先要把目光投向包括中国在内的东方。他说，当其他许多国家的人们还在争论人的起源的时候，中国人已经在认真写自己的历史了。非常有意思的是，一个半世纪以前，贵国著名的哲学家杰出的哈佛人爱默生先生他也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他在文章中载引孔孟的言论很多，他还把孔子和苏格拉底、耶稣相提并论，认为儒家的道德学说虽然是针对一个与我们完全不同的社会，但是我们今天读起来仍然受益不浅。
　　今天我们重温伏尔泰和爱默生先生的这句名言，不禁为他们的睿智和远见所折服。

　　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改革、开放与和平、崛起的大国。

　　费正清先生关于中国人多地少有过这样的描述，他说，美国的一户农庄所拥有的土地，到了中国去居住着整整一个拥有数百人的村落。他还说，美国人尽管在历史上也曾经以务农为本，但是体会不到人口稠密的压力。人多，不发达，这是中国的两大国情。
　　中国有13亿人口，我常常给大家介绍一个13亿的简单、但却很复杂的乘除法，这就是多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可以变成很大的问题；多么大的经济总量除以13亿都可以变为一个很小的数目，这是成为很低很低的人均水平，这是中国领导人任何时候都必须牢牢记住的。
　　解决13亿人的问题，不能靠别人，只能靠自己。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我们的建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同时，我们也走了一些弯路，失去了一些机遇。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发展自己的正确道路，这就是中国人民独立自主的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条道路的精髓，就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尊重和保障中国人民追求幸福的自由。
　　中国的改革开放从农村到城市，从经济领域到政治文化，社会领域，它的每一步深入说到底都是为了放手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
　　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民主政治建设的推进，过去人们在择业、迁徙、致富、投资、咨询、旅游、信仰和选择生活方式等方面有无形和有形的不合理的限制被逐步的解除了，这就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广泛而深刻的变化。一方面广大城乡劳动者的积极性得以释放，特别是数以亿计的农民得以走出传统的村落，进入城市，特别是沿海地区。数以千万计的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得到充分发挥。
　　另一方面，规模庞大的国有资产得以盘活，数万亿元的民间资本得以形成，5000亿美元的境外资本得以流入，这种资本和劳动的结合就在中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上，演进着人类历史上规模极为宏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
　　过去25年间，中国经济之所以按年均9.4％的速度迅速增长，其奥秘就在于此。
　　25年间，中国创造的巨大财富，不仅使13亿中国人基本解决了温饱，基本实现了小康，而且为世界发展做出了贡献。中国所有的这些进步都得益于改革开放，归根到底来自于中国人民基于自由的创造。
　　我清醒的认识到，在中国现阶段，相对于有限的资源和短缺的资本，劳动力的供应是十分充裕的，不切实保护广大劳动者，特别是进城农民工的基本权利，他们就有可能陷入像狄更斯、德莱塞小说所描述的那种痛苦的经历。不切实保护公民的财产权利，就难以积累和吸引宝贵的资本。因此，中国政府致力于两个保护，一个是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利，一个是保护财产权利。既要保护共有财产，又要保护私人财产，关于这一点，中国的法律已经做出明确的规定，并且付诸实质。中国的改革开放正是为了推动中国的人权进步，两者是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
　　改革开放为人权进步创造了条件，人权进步为改革开放增添了动力，如果把两者割裂开来，以为中国只注意发展经济而忽视人权保护，这种看法不符合实际，正如贵国前总统罗斯福曾经指出的，真正的个人自由在没有经济安全和独立的情况下，是不存在的，贫者无自由。
　　我并不认为今天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尽善尽美的，对于人权方面存在的这样那样的弊端和消极现象，中国政府一直认真努力加以克服。
　　在中国，把发展、改革和稳定三者结合起来具有极端的重要性和艰巨性。百闻不如一见，只要朋友们到中国实地看一看，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人权的进步和中国政府为保障人权所做的艰苦努力，就会有个客观的理解和认识。
　　中国是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的发展不应当也不可能依赖外国，必须也只能把事情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这就是说，我们要在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更加充分和自觉的依靠自身的体制创新，更加充分和依靠开发越来越大的国内市场，更加充分和依靠把庞大的居民储蓄转化为投资，更加充分依靠国民素质的提高和科技进步来解决资源和环境问题。中国和平崛起的发展道路的要义就在于此。
　　当然，中国仍然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城市和农村，东部和西部存在着明显的发展差距。如果你们到中国东南沿海的城市去旅行，就会看到高楼林立，车流如织，灯火辉煌的现代景观，但是那不是中国的全部。在中国的农村，特别是中国西部农村还有不少落后的地方。
　　前不久，美国的商务部长埃文斯和我谈中美贸易问题。他先去了中国西部的农村，带来了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反映了中国西部农村的落后情况。他深有感触，说永远不会忘记那里的人民。我说，中国2500个县，我跑过了1800个，最穷困的地方我都到过了，你看到的还不是最穷的。我说，你如果懂得了中国的真实情况，今天我们两个会谈的问题都很好的能够解决了。
　　在那些贫穷的偏僻的山村，人们还在使用人力和畜力耕作，居住的是土坯房，大旱之年人畜饮水十分困难。我的心里常默念着郑板桥的两句诗，就是“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人间疾苦声”。作为中国的总理，每念及我们还有3000万的农民同胞没有解决温饱，还有2300万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城镇人口，还有6000万需要社会帮助的残疾人，我忧心如焚，寝食难安。中国要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还需要几代人，十几代人，甚至几十代人的长期的艰苦奋斗。

　　明天的中国是一个热爱和平和充满希望的大国。

　　中华民族历来酷爱和平。2000年前，秦始皇修筑的长城是防御性的；1000年前，唐朝开辟通向西域的丝绸之路，是为了把丝绸、茶叶、瓷器销往世界；500年前，明朝著名的外交家和航海家正和西下西洋是为了同友邦结好，带去了精美的产品和先进的农业、手工业技术。正如俄罗斯伟大的文学家托尔斯泰所说，中华民族是最古老的民族，最伟大的民族，世界上最酷爱和平的民族。
　　近代以来，由于封建王朝的愚昧和腐败及闭关锁国，导致社会停滞，国力衰竭，列强频频入侵。中华民族尽管灾难沉重，饱受凌辱，但是始终自强不息。一个民族在灾难和挫折中学到的东西会比平时多得多。
　　中国已经制定了实现现代化的三步走的战略，从现在起到2020年，中国要全面实现小康，到2049年，共和国成立100周年的时候，我们将达到世界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我们清醒的估计到，在前进的道路上还要克服许许多多可以想见的和难以预料的困难，迎接各种各样的严峻的挑战，我们不能不持有这样的危机感。
　　当然，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有足够的信心励精图治，艰苦奋斗，排除万难，实现我们的雄心壮志，这是因为当今世界的潮流是要和平，要发展，中国的发展正面临非常难得的机遇期，这种大的机遇期不多，稍纵即逝。我们已经下定决心，争取和平的国际环境和稳定的国内环境，集中精力发展自己，又以自己的发展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那是因为中国坚持的是充满生机和活力的社会主义。
　　我曾经在我担任总理的那一天做过一个比喻，我说，社会主义是大海，大海容纳百川，永不枯竭，我们立足国情，大胆推进改革开放，勇于吸收人类一切优秀文明的成果来充实自己。一个善于自我调整，自我完善的社会主义，它的生机和活力是无限的。这是因为改革开放25年来我们已积累了一定的物质基础，中国经济在世界上已经占有一席之地，中国亿万人民追求幸福，创造财富的积极性乃是推进国家现代化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巨大力量。这是因为中华民族具有极其深厚的文化底蕴，和而不同是中国古代思想家提出的一个伟大的思想，和谐而又不千篇一律，不同而又不彼此冲突，和谐以共生共长，不同以相辅相成，用合而不同的观点观察处理问题，不仅有利于我们善待友邦，也有利于国际社会化解矛盾。

　　女士们，先生们，加深理解是相互的，我希望美国青年把目光投向中国，也相信中国青年会进一步把目光投向美国。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从移民时代开始，美利坚顽强气质和拓荒的气质，创新精神，对知识的尊重和人才的吸纳，科学和法制的传统，铸造了美国的繁荣。美国人民在遭受“911恐怖袭击”时所表现出来的镇定，互助和勇气令人钦佩。
　　进入21世纪，人类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更加复杂，文化因素将在新的世纪里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不同民族的语言各不相同，而心灵、情感是相通的，不同民族的文化千姿百态，其合理的内核往往是相同的，总能为人类所传承。各民族的文明都是人类智慧的成果，对于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应该彼此尊重，人类因无知或偏见引起的冲突，有时比因利益引起的冲突更可怕。我们主张以平等和包容的精神努力寻找双方的共同点，开展广泛的文明对话和深入的文化交流。
　　贵国著名的一位诗人在一篇诗中曾经这样写道，无论世界怎样变化，树木逢春便会绿叶招展。青年代表着国家和世界的未来，面对新世纪中美关系的广阔前景，我希望两国的青年更加紧密的携起手来。
　　女士们，先生们，中华民族的祖先曾追求这样一种境界，为天地立心，为生命立命，为万事开太平。今天，人类正处在社会极具大变动的时代，回溯源头，传承命脉，相互学习，开拓创新，是各国弘扬本民族优秀文化的明智选择。我呼吁，让我们共同以智慧和力量去推动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我们的成功将承继先贤，泽被后世，这样我们的子孙就能生活在一个更加和平安定和繁荣的世界里。

　　我坚信，这样一个无限光明，无限美好的明天必将到来。（全场鼓掌雷鸣）谢谢诸位！

　　现在我愿意回答同学们的问题，大家可以举手提问。

　　问：温总理，您对中国民主的前景怎么看，您是否可以预见到共产党的角色会有任何改变吗？也就是说，您是否可以预见到有竞争的乡县或者是省的直接选举？

　　温家宝：毫无疑问，发展民主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我们就是要把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富强、民主和文明的现代化国家。我们曾经讲过，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为发展社会主义的民主要采取一些具体的措施和步骤。首先，我们要完善选举的制度，刚才提到，中国的县乡的选举制度在68万个村是实行村民自治和直接选举，在乡和县以及不社区的市实行的是间接选举，在省以上以至中央也实行的是间接选举，我们还不具备在高层实行直接选举的条件，因为中国很大，经济发展不平衡，首先人的文化素质就不够。
　　第二，要让人民监督政府，批评政府，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的工作才不敢懈怠，只有接受人民的批评，我们的政府才不会人亡政熄，当然，中国的民主政治的建设是一个相当长的过程，但是如果看一看美国的历史，从1776年独立宣言的发表，到19世纪60年代南北战争，一直到20世纪60年代马丁.路德金的事件的发生，民主的发展不是也是一个很长的过程吗？我方才引用了贵国罗斯福总统的一句名言，贫者无自由，其实杰斐逊在写独立宣言的时候也是把人的生存权摆在了第一位，让13亿的中国人都生活好起来，这是我们面临的巨大任务。谢谢！
　　有人非常愿意到哈佛大学演讲，但又害怕到哈佛大学来演讲，愿意到哈佛大学来演讲，是因为哈佛大学的名气很大，这里人才荟萃，害怕到哈佛大学来演讲，是因为这里的老师和同学有时提出的问题难以回答。
　　我来之前，总记着妈妈告诉我的一句话，她说人要做到真实、真情、真挚、真切，如果做到这四个真，人的境界就不一样了，我可能回答不好大家的问题，但是我敢说实话。（全场掌声）

　　问：温总理你好，我在哈佛教育学院读博士，我两年前从北京大学英语系本科毕业来到这里学习的，我现在代表中国学生非常高兴您能来到这里和我们亲切会谈，我想问的问题是，您说过2008年要把北京的奥运会办成最出色的一次奥运会，您指的最出色的指的是哪一些方面？

　　温家宝：看来她比我还紧张，我也不知道坐在这里的是中国学生多还是美国学生多，但是中国同学提出办奥运会这件事引起我一段辛酸的回忆。那是在解放以前，我们只有一个运动员能够参加奥运会，他是个短跑运动员，叫刘长春，他是坐船到美国的，他的身体已经很疲劳了，他代表中国虽然没有取得优异的成绩，但是就是这一个人参加奥运会都牵动着全国人民的心，现在中国人能办奥运会了，是因为中国强大了，世界各国瞧得起我们了，因此我们一定要把奥运会办好，我指的办的出色，是指的是我们要把奥运会办的有水平，管理的有水平，但同时我们又要节俭办奥运，因为我们国家还不富裕，谢谢你！

　　问：请允许我用英语提这个问题，您提到过和布什总统谈话的时候，您就说，希望可以促进美国对中国多出口，所以我想请问一下中国准备采取什么措施来鼓励更多的美国产品出口到中国去？

　　温家宝：增加美国产品向中国的出口，确实是美国人民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昨天同布什总统在会谈中也涉及了这个问题。
　　应该说，这两年美国产品对中国的出口是增加的，比如说去年，美国对世界其它国家的出口产品增长2—3％，但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增长15％，今年1—10月份，美国对中国出口的产品增长26％。但是我们要承认，在中美贸易中确实美国存在着较大的逆差，这是事实。我和布什总统谈的很好，没有陷入到具体问题，而确实像中国诗人描写的境界，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我向布什总统提出进一步发展中美经贸合作的五条选择，第一就是双利互赢，要从大处着眼，每一方都要考虑对方的利益；
　　第二把发展放在首位，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不能把中国的出口减少，而应该把美国向中国出口增加。最近我们派了一些贸易代表团和采购团，到美国订了两批合同，第一批是购买波音飞机花了17亿美元，第二是和通用电信公司签订了一个协议，就是制造中国支线飞机的发动机，花了30多亿美元，还有其他项目，大概一共60多亿美元，我们中旬还准备陆续派采购团到美国来采购美国生产的棉花、小麦、大豆以及机电产品。但是我也希望美国有关方面应该放宽对中国出口产品的限制。我举了个例子，我说，中国需要数控机床，需要计算机，我们还可以合作搞核能发电，我说我们了解美国的最终用户的检查这种体制，我们也尊重这种体制，因为我在我们国家的气象局看到一台由美国进口的中等性能的计算机，旁边就坐着一个美国人，每天都坐在那里看着，我还举了一个大家都知道的中国几年前同美国劳拉公司签订发射一颗卫星，我们已经交了预定金，1.3亿美元，我并不想要这个钱，但是美方怕中国提高火箭发射能力为由，不要卫星出口，但是就是在这几年，中国的卫星年年上天，我们连载人宇宙飞船都上天了，因此我用了一句玩笑的话，我说这种不合时宜的观点应该扔到太平洋里去；
　　我提的第三条建议就是要平等协商，遇到问题要及时磋商，不要动辄限制和制裁；
　　我提的第四条建议，我认为是最重要的，就是中美应该成立和提升贸易协调机制。因此，我建议中国由吴仪副总理担任中方主席，美方由埃文斯部长和左利克先生担任美方双任主席来共同组成中贸联合协调委员会；
　　我提的第五条建议就是不要把经贸问题政治化，中美关系来之不易，一个成熟的关系不要因为任何一点矛盾和摩擦而撕裂我们合作的纽带。我的这些建议布什总统都表示赞成。

格林斯潘的故事

　　谁也没有料到，艾伦·格林斯潘会达到经济学界职业的顶峰，并且享有现在这样的知名度。当然，他很可能又不得不忍受这种知名度给他带来的烦恼。这中间他也历尽艰辛，比如说，你能设想这位沉默寡言的美联储主席曾经在摇摆乐队吹小号的情景吗？这种形象确实耐人寻味。

　　格林斯潘于1926年3月6日出生于上曼哈顿的华盛顿海兹区，很小的时候，格林斯潘父母就离了婚，他是由母亲抚养成人的。

　　在乔治·华盛顿中学时（这所学校也是亨利·基辛格的母校），艾伦显示了他的数学天才，但他首先津津乐道的却是音乐。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他在纽约著名的吉拉德学校接受了两年培训，因为他演奏低音单簧管和萨克斯管的技巧过人，因此就进入季罗姆摇摆乐队当了一名爵士乐演奏员。

　　但他周围全是专业乐师，在这些超级天才面前，他感到很自卑。

　　他开始怀疑其音乐生涯的前程。当时，聪明绝顶的格林斯潘遇到幕间休息，总是躲在角落里啃大部头的经济和金融书籍。巡回演出一年以后，他离开了乐队，开始在纽约大学就读商业经济学。

　　经济学就像件得体的上衣一样非常适合格林斯潘，他于1948年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并获得学士学位。两年后，他继续在纽约大学深造，攻读经济学硕士，随后又来到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经济学博士。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读时，他已同画家琼·米契尔结婚。这时，他和著名的经济学家亚瑟·彭斯共同搞研究，两人成了挚友。

　　到了1954年，格林斯潘的婚姻宣告终止，他也中断了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的博士课程。尽管一再受挫，他仍走在快车道上。当时他才28岁，就同一位年纪稍大的纽约债券交易人联手，此人名叫威廉·图森，他们共同创办了一家咨询公司：图森—格林斯潘公司。在后来的20年里，格林斯潘一直把这家公司当作自己的职业基地。1958年图森去世后，他就接过了公司的领导权，扩大经营，开发了一批在金融和制造业领域颇具影响的客户。同时，格林斯潘还为自己创造了一个新颖奇特、有利可图的小天地，即向高层企业管理人员提供经济分析意见。正如一位美联储官员日后所说：“他是第一个专门向总裁们提供预测的人。”这种工作不仅在思维上有挑战性，也特别适合格林斯潘发挥个人才能，而且也因此使他变成了一位富人。

　　直到1977年，格林斯潘才拿到在纽约大学攻读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如果谁把美联储主席看成是教授式的人物，一听到这件事肯定会愕然。虽然他有25年时间没同书本打交道，但这段时间对他来讲极有价值。

　　作为一名经济顾问，他学会了如何使用复杂的定量技术去预测分析宏观和微观经济动向，与此同时，他独创了一种“从最基层做起”的分析方法，而这种方法成了他在美联储的标志。

　　对处于这个神秘领域以外的人来讲，很难说清格林斯潘的方法论有多么独特。他从最小的细节开始，如库存量、产品交货时间等，研究许多数字，直至看到大轮廓的出现。他的一位朋友曾略带夸张地说：

　　“格林斯潘是这么一种人，他知道1964年出厂的雪佛莱轿车上用了多少个平头螺栓，他还知道如果拔去其中3个将会对国民经济造成什么影响。”

　　格林斯潘于1968年开始涉足政治。1974年夏季，赫伯特·斯坦恩告知尼克松总统他不想再继续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一职，白宫方面就此考虑聘请格林斯潘担任该职务。但格林斯潘坚决不干。由此可以看出，他热爱他在图森—格林斯潘公司的工作，不愿意让公司失去像他这样强有力的领导人。这时，亚瑟·彭斯，这位格林斯潘在哥伦比亚大学的良师益友，出面相劝当年的同窗好友。彭斯自 1970年以来一直担任美联储主席。他对格林斯潘讲：图森—格林斯潘公司成立20 年了，假如这时离了创始人还不能运转，这就正好说明这家公司存在着严重问题。格林斯潘认为彭斯的分析语重心长，便同意担任这项职务。

　　格林斯潘是担任经济顾问委员会主任这一重要职务的第一位“商业经济学家 ”，他很快就发现要对付许多商业方面的挑战。而他所面临的更大挑战，却是在 13年之后。

　　1987年，格林斯潘担任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他的任命一宣布，道·琼斯指数竟下降了22个点。债券价格下滑得更厉害，在一天之内降到了五年内的最低点。在东京，美国对日元的汇率由1∶145跌到了1∶142.5；在巴黎，美国对法国法郎的汇价下降了2％。

　　这位新任的美联储主席不得不马上对付通货膨胀。在 7月份，原油价格跌到了每桶11美元；而到了 8月，又猛涨到每桶22美元。价格的暴涨连同其他通胀压力，促使美联储于1987年9月4日将贴现率提高了0.5个百分点。

　　这是一年多来首次利率调整，又是从1984年春季后第一次上调利率。实际上，从1984年以来，美联储共七次削减利率，由原来的90％下调到后来的 5.5％。大多数经济权威人士认为：9 月上调利率，明显地意味着格林斯潘主持的美联储要认真对付通货膨胀。

　　然而，危机四伏，接连不断。在经过一周的惨重损失后，到10月19日这一天 ———不久就成为臭名昭著的“黑色星期一”———股票市场大幅度地下降了50 8点（降至1738.74点），造成帐面损失高达5000亿美元。这一天下降的百分比为 22.6％，是1929年大萧条时著名的黑色星期二那一天的两倍。对大多数观察家来说，这个时候真是可怕之极。这就需要具有果断决策能力的领导人担此重任，力挽狂澜，而坐在美联储主席高位上的这个人却是人们记忆中最没有经验的那一位。

　　但是，面对挑战，格林斯潘挺身而出。下午刚过4点钟，格林斯潘在达拉斯走下飞机，收盘铃声已响，使华尔街避免了遭受更大的损失。一个惊慌失措的美联储官员告诉格林斯潘，市场在收盘时已下降了508个点，格林斯潘当时一愣，但马上做出反应，他听到的应是508个点，而不是5.08个点。他立即取消了预定的讲演安排，飞回华盛顿，当夜召开紧急会议，同顾问们研究处理危机的对策，并做出了至关重要的决策。在星期二开市铃声响前不到一个小时，他发表了下面的简要声明：“联邦储备委员会，根据其国家中央银行的责任，今天重申它时刻准备着发挥其清偿来源的作用，支撑经济和金融系统。”

　　也就是说美联储会根据需要，向金融体系注入资金，以防止金融崩溃。换句话说，对付危机的紧迫性已远远超过了紧缩银根的政策。

　　虽然这与格林斯潘过去的主张不合，但正如爱默生所说：“愚蠢的政策一致性是目光短浅之辈的做法。”格林斯潘并不愚蠢。

　　在过去的黄金年代里，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只要像摩根这样的金融巨头走进股票交易所，在大庭广众之下签下大额订单，就可以制止恐慌。其含义很明确：没什么值得害怕的。而现在的美联储是在摩根去世那一年创建的，在众多方面成了他的继承者，也正以类似的象征性手段干预经济来稳住投资者。学了一辈子经济史的格林斯潘，对摩根和其干预手段了如指掌，更确切地说，他也了解美国19 29—1933年金融史上的悲剧，当时正是由于中央银行愚蠢地紧缩银根，把已经受到打击的股票市场推进了大萧条的深渊。所以，当他的一些顾问正苦于无计可施时，格林斯潘却毫不犹豫地说道：“懂得经济史的人都会明白，如果股票市场下跌了 500个百分点，跌幅达20％时，经济肯定会出现大问题。这时我们所要考虑的不是应不应该向市场注入资金的问题，而是如何注入的问题。”

　　市场很快就平静下来。在短短几个月内，人们挽回了黑色星期一中所遭受的全部损失。正如《福布斯》日报所描绘的那样，“这是格林斯潘最辉煌的一刻，他高举起喇叭，告诉银行把钱借给华尔街，然后降低短期利率，而长期利率也随之下降。”

　　这种有效的干预，对格林斯潘来说，还只是开头。股票大跌几个月后，美联储又调高了利率，这是一个惊人的举动，而且传递了两个有关信息：首先，格林斯潘已下定决心抑制通货膨胀；其次，他相信1987年的股票大跌与其说是危机，倒不如说是对经济的调整。他高瞻远瞩，不让短期波动影响经济的长期持续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格林斯潘的决断，股市跌价后才没有出现经济萧条。值得庆幸的是，1987年的股票大跌没有重演1929年的悲剧。

　　在经济领域取得胜利后，格林斯潘现在面临着重大的政治考验。

　　保守的共和党总统乔治·布什正争取连任，大多数悲观的华盛顿内部人士预测：保守的共和党人格林斯潘不会对利率采取任何行动来支持布什，尽管当时迫于通货膨胀的压力很明显需要再次调高利率。这时，格林斯潘更惊人的举措出台了。在共和党全国大会召开前的几个星期，美联储将贴现率提高了50个基本点（整整提高了50％），这一来几乎窒息了原本就不景气的经济。

　　这是什么意思？首先，这位美联储主席尽管经验仍然欠缺，但却从不受任何人控制，也不领任何人情。其次他的视野远远超过了政治家的视野，因为政治家最远只能看到下一次选举。格林斯潘经常不厌其烦地讲：我们的目的是获取最大程度的可持续性增长。

　　1990年，经济滑入轻度衰退期，许多经济学家和投资者指责格林斯潘把持的美联储，说它在发现经济指标有问题以后，采取行动时动作太慢（美联储直到12 月份才调低利率）。但到了1992年，经济又出现大幅度增长，同时通胀率和失业率保持很低水平。当其他人正在沾沾自喜、津津乐道时，格林斯潘的目光已经投向了更远处。他得出结论：最大可持续增长已处在危险之中。美联储预计再过一年左右时间，紧张的劳动力市场便会引发通货膨胀，于是从1992年 7月开始提高利率。这就是所谓的通货膨胀“先发制人的打击”。

　　从华尔街到各城镇，对格林斯潘可谓众说纷纭。许多人把他当成讨厌的扫兴鬼：经济本来处于良好发展势头，就因为过度害怕通货膨胀而去抑制其发展。而工会组织只想提高工人工资，增加就业机会，因此就把这位美联储反通胀斗士骂得狗血喷头。但是美联储却继续调高利率，一共调整了五次。从1992年7月的3％的最低点调至1995年2月1日的5.25％的最高点。与此同时，经济继续增长着。先发制人的打击的确保证了经济的最大可持续增长，格林斯潘的理论得到了验证。

　　随着格林斯潘的努力，美国的经济状况日益好转。1999年初，美国经济以5% 的年增长率发展，而失业率跌到了28年的最低点。这样一来，他每说一句话人们就越加关注。连稳重成熟的人们也开始从这位麻脸主席的讲话、证词和态度中寻求潜台词：他会干什么？他不会干什么？

　　理智地说，我们的确应完整地分析一下格林斯潘对世界的看法，因为他对这个世界的影响太大了。我们还应该更全面理解世人对他的看法及对他这种观念的反应。我们到了该理解格林斯潘效应的时候了。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

　　诸葛亮是中华民族的智慧神，是千百年来士大夫知识分子的人格神。在中国历史上，德才兼备的人不少，但象他这样集智慧神与人格神于一身，可谓绝无仅有。他所张扬、实践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忘我精神，为历代所推崇备致。 　　诸葛亮的人格、节操、风范，概括起来是如下四个方面：
　　淡泊明志，宁静致远。诸葛亮隐居隆中时，博览群书，广交士林，关心时势，每自比管仲乐毅，负有担大任、致高远的远大抱负。但他又绝不是那种醉心于功名利禄、汲汲于荣华仕进的俗子。事实上，当时曹操称雄天下，挟天子以令诸侯，他的朋友石广元、孟公威皆投其麾下，他却不为所动，其兄诸葛瑾在东吴颇得重用，他也不去投靠。最后，刘备三顾茅庐，以千古未有的求贤至诚深深打动了他，他才毅然步出草庐，一匡天下。在著名的《戒子书》中，诸葛亮曾如此谆谆告诫：“夫君子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宁静无以致远”，真乃至理名言，也是他淡泊节操的真实写照。
　　尽瘁国事，忠心辅政。诸葛亮先后辅佐刘备、刘禅两代皇帝，忠心耿耿，公而忘私，刘备很信任他，临死托孤于他，并大义地提出让出家天下，但他没有夺取君位的政治野心，侍奉扶不起的阿斗，更加殚思竭虑，“亲理细事，汗流终日“，最后以身殉职，病死军中，时年五十四岁。诸葛亮辅佑后主，实际上是执一国之政，出帅入相，但后主并不感到他的威胁，群臣并不感到他的僭越，倘非心底无私，国而忘家，焉能如此！
　　任人唯贤，清正廉明。在《出师表》中，诸葛亮曾一针见血地指出：“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真乃金玉良言，至今仍振聋发聩。诸葛亮如此进谏后主，他本人则更是任人唯贤的典范。托志忠雅的蒋琬，清廉有才的费祎，智勇双全的姜维，都到他的重用和培养。他死后，这几人成为蜀国的中流砥注。托孤大臣李严运粮失责又慌报军情，被诸葛亮废为平民，但对李严之子仍加以信任，并促进他劝父改过自新。由是李严不仅不抱怨，而是心怀感激，诸葛亮去世，李严因悲痛发病而死。诸葛亮知人善任，明之以法，晓之对情，其服人心如此！在廉洁上，亦堪称典范。他曾上书后主，如实申报个人财产。书曰，臣家在成都，有桑树八百株，薄田十五顷，一家可以温饱，臣随身衣食，都是官府供给，决不别伯经营，增长私产一寸，臣死以后，如查出多余财产，那就是对不起国家。光明磊落。苍天可鉴。
　　坚韧一心，竭尽人谋。诸葛亮的政治理想，是“匡复汉室，还于旧都”，一统天下，但现实却是极严峻的：三国之中，对手魏国势力最为强大，其土地、人力、财力、物力比吴蜀二国的总和还要多，而蜀国相对最弱。诸葛亮深知这一点，“与其坐而待亡，孰若伐之”（后出师表），于是毅然挑战极限，采取一切积极措施，发愤图强，以挟泰山而超北海的气概，“驱驰千万众，怒目瞰中原”，虽劳而无功，仍不失为英雄壮举，这既是诸葛亮的悲剧，也正是他的伟大。这种尽力而为的奋斗精神，后人无不感慨系之。成都武侯祠一联云：已知天定三分鼎，犹竭人谋六出师。而杜甫的《蜀相》一诗，更可谓是诸葛亮的千古知音：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我们自己的障碍-2006年8月31日余秋雨在北京文化传播论坛上的演讲

　　诸位早上好！刚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先生、全国政协副秘书长兼新闻发言人吴建民先生、原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先生和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先生都作了很重要的发言。这几位先生，多年来做了大量出色的领导工作，是富于经验的实践者。我的身份与他们很不一样，是无职无权的文化思考者。大会主办方要求我紧接着这几位高官发言，当然是要我从一个旁观者的方位说一点不同的话。旁观者往往不知事情甘苦，所说的话很可能不合实情，但或许有一点参考价值。感谢论坛的宽容气度。
　　我觉得，在文化交流上，最终要排除的并不是技术障碍而是思维障碍。技术障碍看起来很重要，翻译啊，媒介啊，渠道啊，代理啊，缺一不可，但这些问题越到后来越容易解决。难的是我们投入交流的目的和观念。如果套用中国古代哲学中“道”和“术”这对概念，我们在跨文化交流上出现的问题，根子在道，而不在术。
　　我曾听一位对中国很友好的美国音乐制作人告诉中国传媒：“每一个初次来中国访问的西方人都会有点吃惊，为什么没来之前对你们有那么多误会。有可能，你们的宣传方式造成了某种文化孤立。”
　　我觉得“文化孤立”的说法有点重了。因为世界上很少有人否认中华文化的悠久辉煌，也很少有人拒绝中国的餐饮文化、器物文化，现在又有那么多人来来往往，“中文热”也在逐渐兴起。但是不可否认，中国在主流文化上的外部沟通确实产生了严重的问题，这些年有所改进，放弃了一系列极左的、自以为是的单向灌输习惯，但基本局面还没有改观。国际间对我们的文化话语，仍然处于不乐于接受的状态。我们也许会认为这是出于政治偏见，其实不是，我可以举出中国参加两次世博会的实例，来说明这个问题。
　　2001年在德国汉诺威举行的世博会开幕前，新闻媒体曾在当地市民中举行民意测验，题目是你最想看哪个馆，结果中国馆名列第二，可见汉诺威市民毫无政治偏见。开幕那天我赶去时，中国馆门口还排着长长的队，但是，我见到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拍摄组已经从里边出来了，一位著名主持人非常沮丧地把我拉过一边说：“太糟糕了！但我们的宣传纪律不能批评，余先生你可以批评！”
　　我进去一看，挡眼是万里长城和京剧脸谱，里边是一些中国风景名胜的照片灯箱，一座小小的长江三峡的塑料模型，一个中国人登上月球的幻想式模型，最后是一具标注着针灸穴位的人体教具，边上放了一些中药，基本就完了。所有排队进来的外国观众，几乎没有一个人在任何一个角落停步，都是用几分钟时间匆匆走过，就直奔出口。
　　我当时就想，这不是哪一个制作部门的失职，而是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时的几个重大弊病：1，自以为很懂中华文化，却找不到中华文化的任何一个象征图象，找出来的都那么枯燥和简陋；2，几乎不知道当代各国民众的文化审美需求；3，对于这样代表国家形象的文化传播舞台，完全掉以轻心，草率马虎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4，连那些最发达的国家也小心翼翼地请出了全国一流的文化智者来设计自己国家的文化窗口，而我们显然变成了某政府部门下属的一个行政行为，越是层层审查就越是平庸刻板。
　　几年过去，到了2005年的日本爱知世博会应该好一点了吧？重视是重视了，证据是中国馆是整个世博会中占地最大的场馆，费用巨大，而且选派了得力团队，征集了形象大使，加入了节目表演，甚至定期让一些省市轮流展示，据我们自己的媒体报道，入场的人流量很大。这种情景，一定会给我们国内上上下下带来一种误会，以为这次成功了。但实际情况到底怎样呢？
　　一开始，入场的人流量确实很大，说明各国观众对中国感兴趣，但问题是，他们进了中国馆有没有在里边停留？停留多久？我每天都在世博会大门口看一个电脑屏幕，上面标示出此时此刻到哪一个国家馆需要在门口等候多少时间，譬如法国三小时，德国三个半小时，日本四小时，韩国三个半小时，等等。那么在中国馆门口要等待多少时间？要不要等待？我实在羞于说出来。那块屏幕，几乎成了各国文化魅力的一块比赛牌，我想，每一个到那里参观的中国观众都会出于民族自尊心不愿去多看它一眼。
　　另一个让我们的展览团队在沾沾自喜间大吃一惊的是，各国展馆曾由国际专家评奖，中期一次，终期一次，奖项很多，分门别类，大馆、中馆、小馆都可得奖，但中国馆拿到了没有？
　　这个事实让我想得比汉诺威那一次更多了，至少增加了四项感受：1，即使再重视，文化交流的事还是办不好，可见行政力量和文化力量还不是一件事；2，即使再重视，中国文化的中心话语和象征图像还是没找到；3，我们总是盲目高估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魅力，以为展馆的主体内容——满壁灰黯浮雕中的四大发明、孔子、珠算和出土文物会让各国观众停步仰望，以为他们都很熟悉我们的省份，各省的轮流展示会吸引他们。我们很多部门总把世界各国观众当作上一代的爱国老华侨；4，与德国馆相比，中国馆缺少智慧的巧思。与法国馆相比，中国馆缺少自嘲的幽默。与日本馆相比，中国馆缺少面对未来的创新。与韩国馆相比，中国馆缺少通俗的亲切和美丽……加在一起，中国馆显得枯燥而自傲，庞杂而保守，严重地欠缺智慧，欠缺创新，欠缺想象，欠缺互动。
　　我想借着两届世博会中国馆的教训，引伸开来，证明中国文化在对外交流时还存在着一系列观念问题。都很大，因此说起来有点空洞，但在我看来却是文化交流的起点，回避不了。由于时间关系，我只能匆忙举出下面几点。
　　第一， 我们应该承认，文化在至高的精神层面上，是人类共通的精神价值。在这一点上，中国文化不具有终极意义上的特殊性。把民族价值置之于人类价值之上，是我们在文化交流上的首要障碍。任何再古老的文明，都会在发展过程中接受人类共同原则（也就是普世原则）的筛选，并把自己的优秀成分加入人类大文化。如果没有这个意识，就会沦为井蛙观天式的部落文明、酋长文明而失去大格局中的生命力。中国文化即使在还没有与其他文化频繁交流的时候也懂得这一点，先秦诸子一再指出文化的底线也就是人与禽兽的区别所在，后来在中国文化中又经常出现“天下公理”、“人间大道”这些带有普世意义的词汇。既然这样，我们就应该在一些精神大原则上大大方方地承认共同性、人类性、普世性，并扩大中国文化在这方面的份量，而不要过份强调一些早已成为人类常识的内容是中国人“独创”的，这会使旁人感到共同精神财富被一方争夺的不舒服。例如大家知道，“已之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原则，人类几大古文明中都提出过。又如，我们现在提出的“以人为本”原则，是以人性、人道、人权为基点的人文主义起点，提得很好，表示我们的加入，却不是我们的独创。另外，像“和平”、“科学”、“和谐”、“平衡”、“与时俱进”这些概念，也一直是全人类的智者所共同坚持的，我们常常会赋予它们一些有针对性的政策含义，但不宜在文化意义上说成是中国文化的独创独有。如果要用某个概念向国际社会表述一点特殊的内容，那也必须用国际话语系统把那一点特殊的内容简明、直接地表达出来，不要朦胧含糊。
　　我们常常有一个误会，把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看成是西方文化，而一说西方文化又立即产生民族主义的防范心理。结果，明明置身在人类的共同精神价值之中却偏说民族主义的话语，硬把自己降低了，又被别人陌生化了。
　　如果我们更多地承认中国文化是人类文化的一部分，不是口头上承认而是心底里承认，情况就会大大改观。最近加拿大一些华裔学者终于把日本侵略军的南京大屠杀编入了中学教科书，这件好事的做成，有赖于一种国际视野。如果仅仅是中国人的控诉，外国学生就会觉得世界上受苦受难的民族太多，不知道听哪一个，该不该听；现在教科书的题目是现代世界公民必须遵守的人道底线，那就可以被广泛接受了。
　　这个问题仍然可以从世博会上得到印证。汉诺威德国馆的大厅是一大堆德国伟人的未完成塑像，贝多芬、黑格尔、马克思等等，告示牌上说，德国伟人都无法在自己国家完成，都走向了全世界，因此有理由让世界各国观众在心中去完成。而且，还请世界各国观众在黑板上补充在自己国家出名的德国人。你看，他们那么骄傲，却也把民族性放在世界性和互动性之中。法国馆的主题是法国走在十字路口，不知往哪里去，希望世界各国观众出主意。他们溶入世界的姿态让观众轻松。
　　第二， 既然文化在至高精神价值上承认人类共通，那么，在具体呈现形态上则要承认差异互赏。在这两方面，我们常常搞混了，甚至颠倒了，构成文化交流上的又一个重大障碍。我们一方面对可以共通的精神价值心存疑虑，一方面又对不可能趋同的文化形态进行着趋同式的误导。例如，常见这样的报道：“京剧征服了世界！”还常见这样的评论：“美国好莱坞和日本动漫争夺中国青年，前途堪忧”，等等，把文化形态的问题无限放大，夸张其词，上升为国家化、民族化的统一思维，幻想着文化形态上你死我活的争战。
　　文化在呈现形态上，以差异为第一特征，以差异间的互相欣赏为第二特征。李白和杜甫是好朋友，但是如果他们因为友情而产生了写作上的趋同，则是唐代文化的悲剧，幸好没有发生。这还只是在说一个民族的一个朝代，如果把事情扩大到不同民族国家、不同文明背景的文化之间，差异就更重要了。
　　我们在外交上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叫“求同存异”，但请注意，在文化形态上不能随便地搬用这个概念，因为文化和艺术最怕“求同”。在文化上，好莱坞“征服”不了世界，发行量并不是“征服”的证据。我到过世界上很多国家，他们没有自己的电影业，看的全是好莱坞，连当时的伊拉克都是这样，但说到底，他们根本没有成为美国文化的俘虏。正如鲁迅在《拿来主义》一文中所说，难道吃牛羊肉就会变成牛羊？同样的道理，京剧也不会征服世界，《红楼梦》也不会征服世界。有人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的世纪”，我不知道他们是不是从经济发展中作出这种奇怪判断的，但在文化上我敢肯定：不会。我在国内大学演讲时常常要回答学生们提出的这类问题，去年在美国哈佛、耶鲁演讲时也遇到了。我回答说，如果哪一天，南非、冰岛、拉丁美洲的学校中都被迫响起了背诵楚辞和唐诗的朗朗书声，那么，屈原和李白在天之灵也会痛哭失声。因为这对中国文化来说，也绝非吉兆。古希腊亚里斯多德的学生亚历山大征服亚洲而半途夭折，反而造成希腊文明的衰落的教训，便是例证。
　　文化以差异并存为美，以消除差异为丑。文化上的差异，绝大多数构不成冲突，我曾多次以个人为例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我这个人，人格结构中的逻辑基础，是欧几里德几何学打下的，作为专业基础的美学，是黑格尔、康德打下的，但我的灵魂深处更沉淀着从孔子到苏东坡、王阳明的文化信息。试想，我心中的欧几里德、黑格尔、康德，遇到我心中的孔子、苏东坡、王阳明，是互相冲突、互相取消，还是互相欣赏、互相补充？肯定是后者。既然小小的灵魂能这样，那么，大大的世界为什么不能这样？我就从这种自我心理体验出发，不赞成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而赞成南非大主教图图所说的那句话：我们为差异而欣喜。
　　让我感到高兴的是，我参加讨论的联合国2004人类发展报告，作为结论宣布：本报告否决文化差异将导致文明冲突的理论，接受图图大主教意见：我们为差异而欣喜。去年在日本召开的2005世界文明论坛，也是以讨论“全球化时代的差异”为主题。我以这个主题为基础，批判了西方世界以自己的文化逻辑强加给中国文化的所谓“中国威胁论”。
　　我想说明，在当今世界，只有崇尚文化差，才能合理地争取中国文化的话语权，因此，中国文化更不应该发布强加于人的信号。
　　第三个观念性障碍，是我们很多人认为中国文化早已博大精深，取之不尽，我们长期身处其中，哪会不知道中国文化？连很多企业家、官员都认为，自己的举手投足、生活习惯、心理状态，都是万古长青的中国文化。因此产生了人人大谈文化的奇怪热潮。大家不知道，中国的经典语录，并不等于中国的文化实践；中国的文化历史，并不等于中国今天的文化生命力；而身处文化之中，更不等于获得了文化自觉。这就像我们天天呼吸，却并不一定熟知自己的呼吸系统和循环系统，更不一定熟知城市的空气质量。
　　针对这种文化保守主义的观念性障碍，我们应该明白一个道理：中国文化在今天正处于重新选择、自主创新的关口之上，过去的判断很不可靠，何况从来也没有产生过公认的判断，而与其他文化的交流、对话和溶合，正是中国文化选择和创新的重要契机。
　　我们不应该像文化保守主义者那样，把这二十几年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原因全部归之于中国文化。如果中国文化足以把中国带到现代化的路途，为什么会在刚编完《四库全书》后的几十年遭到接二连三的失败而无法在自己的文化中找到复苏的精神资源？如果中国文化一直保持着足够的生命力，为什么还要在二十世纪后期花那么大的力气来改革、开放？
　　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把经济放在前面，把文化放在后面，这是一个聪明而又无奈的设计。没有想到的是，经济大发展所产生的震荡需要由文化来平衡，尚未转型的文化却成了大家索求的对象，于是文化更加变得怪异。结果，把大话、空话当作文化话语，把伪饰、琐碎当作文化格调，把嫉恨、互伤当作文化行为，出现了“处处是文化却找不到文化”的现象，两次世博会中国馆的境况，正集中反映了中国文化在当代贫乏失语的实情。只要这种实情没有改变，那么，再滔滔不绝、妙语如珠，也无济于事。
　　因此，我诚恳地希望一切从事对外文化交流的朋友，在背靠中国文化向外作各种传播的时候，能够更多地回过身来，背靠国际座标来筛选和重组中国文化。你们要直率地告诉国内的文化人，国际间对中国文化的了解少而又少，许多文艺演出的所谓“轰动”，只是那些在国外的中国新移民一解乡愁罢了。你们要直率地告诉国内的文化人，国际间并没有多少人痴迷着中国的儒家和兵法，武打和变脸，权谋和唐装。中国文化必须找到在现代世界堂皇存身的支点，既不是经济支点，也不是地理支点，而是文化本身的支点。这就需要不少醇静的中外文化学者一起来深思切磋，然后逐渐普及，再在普及中不断调整。现在离目标还相距甚远，我们万不可过于自信地把一些纷杂的知识、感想当作“结论”，更不可把这种“结论”扩大为话语模式，或通过像世博会这样的国际平台向外灌输。
　　作为一个比较资深的文化观察者和思考者，我坚信，在当代，如果失去人类座标和国际交流，中国文化将找不到出路。很多人都在耽心中国文化会不会被外来文化吞没，而我更耽心的是中国文化在自我陶醉中失去自己。
　　因此，在我看来，一切自以为是、居高临下、单向输出的文化话语，都在把中国文化推向失去自身定位的泥潭。反之，一切自警、自省、自律、自嘲的态度，倒有可能带来中国文化的理性复兴。而且，这种态度，也能有效消除跨文化交流的很多障碍。让中国文化变成一个时时都在发展、创造、淘汰、更新的流体，让国际文化与中国文化始终处于互动、互溶、互济的过程之中，这才是出路。
　　第四，文化交流的结果，是普通人对某种文化的自然喜爱和寻常好感，既不是国家话语，也不是概念话语。
　　普通人的自然喜爱和好感，大多是从感性细节出发的。形象大于思维，感性大于概念，行为大于口号。在这一点上，我们又常常颠倒。最近几年越来越喜欢用一大堆朗朗上口的成语、古话、形容词、排比句来描述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其中不少概念翻译成外语后很难让别人搞明白其中明确的内涵和外延，变成一个捉摸不透的“语言流”和“概念团”，成了文化交流的又一个障碍。
　　我曾说过一件往事。有一天，德国诗人歌德叫来自己的秘书艾克曼，兴奋地说，我今天看了一本中国小说，发现中国人的情感方式与我们欧洲人差不多，只不过更诗化一点。据考证，歌德看的中国小说是《风月好逑传》，一本第三流的小说，不知是哪位传教士翻译过去的。其实歌德早就读过孔子的《论语》和其他中国经典，但他对中国人的了解却只能通过小说，因为那里有感性形象。
　　最近的例子，那些把日本侵略军的南京大屠杀写进加拿大教科书的学者说，对今天的孩子说第二次世纪大战中的一次大屠杀死了几十万人，他们留不下印象，因为他们会觉得过去的战争总是这样，数字被抽象化了。但是，一个九岁的女孩子在全家破杀之后的遭遇自述，却能打动今天的孩子和他们的家长，因为这又有了感性形象。
　　相反的例子更多，我们传播的连篇累牍的概念式话语，常常比不过一张照片的反作用，这样的事情不胜枚举。
　　此外，概念式话语由概念式人物说出来，更难感动普通人。政府官员、发言人也是有血有肉的人物，但他们的职务带有一定的概念性，人们更容易想到他们的职务所包含的背景，因此比不上街头的随意采访更有说服力。这一点，是国内说服力和国际说服力最不相同的地方，在文化交流活动中一定要注意。
　　在最广泛的层面上，文化交流也必须选择真正具有国际说服力的感性形象。大家知道，一个泰戈尔，就让印度文化纳入了西方主流文化。一个海明威，就让欧洲文化接受了美国文化。在中国古代，玄奘、鉴真、朱舜水、利玛窦、汤若望、徐光启，都是这样的文化桥梁人物。在中国近代，胡适、赵元任、林语堂有可能成为这样的人物，可惜兵荒马乱间都不得不中断了文化纽带的作用。现在中国的姚明、郎朗和一些具有国际号召力的电影演员，倒是实实在在起到了积极的文化纽带作用。我相信，在今后，文化交流主要不是以国家政策、行政活动的方式，而是以有魅力的桥梁式人物为中心来开展的。这种桥梁式人物，可能是艺术家、运动员、学者、慈善家、宗教家，但大多不会是官员。对此，我们要期待，要发现，要守护。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