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
今天又可以访问了。距上次2个多月后，真是漫长。这次不知道可以访问多久？不会又是一天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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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与刘少奇的分裂
毛泽东和刘少奇自延安整风后成为了公认的中国共产党的旗帜和旗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了良好的关系。从五十年代初起，毛对刘在天津讲话、互助组问题、东北富农党员问题、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等问题上逐渐产生了不满。毛泽东认为刘少奇有些“右”，对资产阶级态度暧昧。因此，“高饶事件”的发生，实际上是毛泽东对刘少奇的第一次敲打。不过，总的来说，这段时间，毛对刘还是信任的，并未显示出更大的疑心。
毛刘之间的貌合神离是从七千人大会开始的。早在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当彭德怀指出“大跃进”是“左”倾错误，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后，毛泽东就立即反击说彭是“右倾机会主义”，并将彭打倒。在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上，刘少奇公开对“大跃进”中“左”的错误进行了批评，并说成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其言词比彭德怀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极大的刺激了毛泽东。更令毛不能容忍的是，刘竟然对毛视若政治生命的“三面红旗”提出了保留意见，说什么要“过几年再看”，这不可避免地使毛对刘的政治取向产生了很大的疑虑。就在七千人大会上，毛突然提出了修正主义的问题，这与大会的反“左”基调极为不协调。毛在大讲了一通民主的必要性后，又话锋一转说：“没有高度的民主，就没有高度的集中，就不可能建立社会主义经济。我们的国家，如果不建立社会主义经济，那会是一种什么状况呢？就会变成修正主义的国家，变成实际上是资产阶级的国家，无产阶级专政就会转化为资产阶级专政，而且是反动的、法西斯式的专政。这是一个十分值得警惕的问题，希望同志们好好想一想。”毛的这番话令与会众人十分不解，甚至有人猜测毛是不是“安眠药劲没过”。实际上，毛此话是深有所指的。在1967年2月，毛在接见阿尔巴尼亚国防部长巴卢库时说：“我们党内斗争，多年来没有公开化。到1962年七千人大会的时候，就看出问题来了。因此就提出了中国可能变成修正主义国家，法西斯式国家。”可见，毛泽东矛头所指的就是刘少奇。
当然，毛在1967年时说的话不可避免的带有事后诸葛亮的痕迹，不能完全说是毛当时的认识。可以肯定的是，七千人大会后，毛退出了一线领导位置，刘少奇正式上台。而对刘的所作所为，毛是记了一笔账的，这种不满不断累加，终于在1966年来了一个总爆发。
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可以说与斯大林是一脉相承的。这就是：
一、经济上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包括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而集体所有制要向全民所有制过渡；上层建筑是高集权的政治体制。
二、实行统一的中央管理的计划经济体制。
三、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商品经济只限于消费领域，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不起调节作用。
四、社会主义越深入，阶级斗争就越尖锐。
毛泽东对于马列主义向来是强调“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然而，对于斯大林的模式，毛却是欣赏非常，全面照搬。在斯大林死后，赫鲁晓夫全盘否定了斯大林，并搞了有限的经济、政治改革。在毛泽东看来，赫鲁晓夫的行为是反马列主义的，是“修正主义”。因此，毛泽东一方面挺身悍卫斯大林，一方面又提出了“消灭资产阶级法权”、“阶级斗争理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更左的主张。斯大林身后出了赫鲁晓夫这样的人，对于毛泽东的震动要比想像中大得多。不客气地说，这从此成了毛泽东的一个心结，他也开始恐惧自己的身后事了，而这种恐惧又因“大跃进”的失败而加重了。因此，当刘少奇在国内提出对“三面红旗”的批评，并逢会便讲“形势严峻”，把毛的“指头论”抛在一边时，毛的反应可想而知。或许就在这时，赫鲁晓夫的影子就和刘少奇连在了一起。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在1962年8月的北戴河会议上，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打乱了刘少奇调整经济的部署。而在其后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又提出“反修防修”的问题，并使之成为了中国政治生活中的主题。在这两次会议上，刘少奇都屈从了毛泽东的主张，并转而积极贯彻毛泽东的意图。然而，刘做的一切都再得不到毛的信任。毛开始退居幕后，时不时指手划脚，对刘的敲打也一次比一次重。
在其后二年的经济调整中，刘少奇大刀阔斧，措施行之有效，使国民经济迅速得到了恢复。刘少奇个人的威望也空前提高，也就是在这一时期，两个主席像开始并排出现在报纸头排及公共活动中。毛泽东此时的心情，我们后人已无法想像。不过，从当时的一件事情中，还是可以嗅出一点味道。在干部下去蹲点的问题上，毛泽东讲了多次，可应者廖廖。刘少奇一发话：“不下去便不能当中央委员”，立刻管用，大批中央局级领导干部纷纷下去了。事后，毛泽东幽幽地说：“还是少奇厉害。我说了多次，不管用。他一发话，就全下去了。”后来，毛泽东多次发出“大权旁落”的感慨，其来由显而易见。
1964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成为了毛泽东和刘少奇分裂的导火索。基于毛泽东的“全国三分之一的政权不在我们手里”的估计，刘少奇被委任为领导“四清”运动的总指挥，开始对全国的基层干部队伍进行清理。从刘的举动看来，刘少奇对于毛的意图贯彻是积极的，再加上他确实对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深恶痛绝，因此在运动表现出了比毛泽东还要“左”的态度。刘少奇组织了上万人的工作队，实行大兵团作战，完全抛开一线基层组织，依靠贫雇农，搞秘密扎根串连，进行了大面积的打击。结果，人人要过关，政策的错误加上农村中平日矛盾的积累形成爆发，打人、体罚及自杀、逃跑事件屡屡发生，运动出现了扩大化的现象。
从事后看来，所谓“四清”运动正是毛泽东搞的“文革”预演。他正是要藉此观察形势，分清敌我，从而下定最后的决心。毛泽东根深蒂固的认识在于：党已经从高层上烂了，而总的根子很可能就是刘少奇。对于刘对运动的指导，毛可以说是嗤之以鼻。他更加确信刘是要有意转移斗争方向，欲盖迷彰，从而保住自己所控制的中高层党务集团。因此，毛就有意摆出了与刘相反的态度。在具体的运动做法上，毛批评刘打击面过大，搞得过“左”，不得人心。而在运动的指导思想上，毛认为不能只搞“地富反坏”，根子在上面，要整党，要搞“当权派”。毛不断提出新的提法，从党内的“官僚主义阶级”，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领导人”，“官僚资产阶级干部”，直到“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步步紧逼，不断升级。而就在这个问题上，刘少奇无法同意毛泽东的观点。刘认为不论搞什么运动，都必须依靠党的领导。而党的各级干部大部分是好的，是信得过的。说他们中出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这说不通。刘少奇没有看出来，毛泽东的矛头所指，正是刘本人。而刘越加抵触，越使毛相信他的判断。
在对于“四清”的态度上，毛是以反“左”的面目出现的，名为纠正刘少奇的“左”。但实际上，毛在运动的性质、主要矛盾和斗争对象等指导思想上，又是极“左”的。本来运动中的“人海战术”和“桃园经验”都是毛赞扬并支持过的。然而，真当出了一些问题后，毛马上就改变了态度，开始大加指责。毛以《二十三条》取代了刘的《十七条》，表面上是纠正了许多具体的“左”的偏差，但在宏观上却又将斗争矛头指向了中共的各级领导人。也就是在这一点上，毛刘的分歧是根本性的。
在1964年底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毛刘之间终于发生了公开冲突。毛在会上大讲“走资派”问题，锋芒咄咄逼人。刘少奇为了缓解毛讲话所带来的冲击，提出一切从实际出发，有什么矛盾解决什么矛盾，不要什么都上升为敌我矛盾。而毛就坚持强调要首先抓住敌我矛盾的性质，重点是整党内的走资派。两人频频插话，气氛越来越紧张。本来中央领导人在开会时互相插话是习已为常的事，但此时性质却发生了变化。毛的几次讲话被刘打断，不由满面怒容。加上会前邓小平认为是一般的会议，曾说过“毛主席身体不好，可以不必参加”的话，毛更认为是要对他封锁消息。第二天，毛再次来到会场，手持两本小册子，一本《党章》，一本《宪法》，当庭质问刘少奇和邓小平，弄得气氛极为紧张。当叶剑英说“我们有百万人民解放军，不怕什么牛鬼蛇神”时，毛声色俱厉地说：“牛鬼蛇神，在座的就有！”可以说，此刻，毛彻底失去了对刘少奇的信任，从而动了打倒他的念头。
此后，党内一些老同志找刘少奇谈了话，并召开中央生活会，刘在会上对毛做了检讨。毛此时已无意和解，说了几句意蕴深长的气话后，表面上又安抚了刘少奇。此后，毛泽东对“四清”运动失去了兴趣，认为刘的势力已成，再通过正常的党务程序解决问题已不大可能。因此他另辟蹊径，转而开始酝酿“文 革”。而其打倒刘少奇的决心，却再未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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